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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五言律诗关于校园(自创五言律诗描写校园(自创五言诗))

《大风起兮》编后记

闵凡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是程千帆先生为《唐诗鉴赏辞典》所写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诗歌诞生早;二是诗歌数量大;三是诗歌质量高;四是诗歌体裁多;五是诗歌地位高。

质量高、地位高、数量大在此不再赘言,相信有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能明白,主要说说诞生早、体裁多及发展概况。

诗歌是起源最早的文学样式,它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劳动而产生。

“诗”与“歌”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出于口成歌,是听的;形于笔成诗,是看的。

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样,一支歌包括音乐和歌词两个部分,音乐是抒情的,歌词是记事的,不配音乐就是诗,配上音乐就是歌。后来诗从音乐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专门供读的案头文学。

从字数上讲,中国诗歌沿着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的顺序发展。其中四言、五言和七言是中国诗歌的主流诗体。

二言诗虽然只有一首《弹歌》入史,但因其最早,所以处于奠基地位。

三言诗出现也很早,但最早起于何时有争议。明代谢榛的《四溟诗话》说:《江有汜》乃三言之始。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认为:《诗颂》“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三言之始也。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则认为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三言之始虽有争论,但无论哪家提到的三言诗都只是偶尔为之,甚至只是把一些三言句式用于杂言诗中,并没有着意创造三言诗体,因而文学史早期三言并没有什么影响,以至于很多人并不知道有三言诗。直到启蒙识字读本《三字经》《弟子规》出现,三言才产生深远影响,但它们实际上已和传统意义的诗有所不同了。

四言诗相对于三言诗而言要普遍多了,是我国诗歌的主流体裁之一。四言诗在西周时较为盛行,诞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经》,虽杂有三、五、七、八、九言之句,但基本上是四言体,从而奠定了四言诗体的基础。西汉虽有五言体兴起于民谣,但文士之作仍多用四言体,韦孟的《讽谏诗》是代表。东汉以后,五言诗很快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南朝钟嵘的《诗品序》说:时人对于四言,“每苫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这以后,传世的四言体确实少了,佳作更少。能称得上继承《诗经》四言正体遗风的,只有曹操与陶渊明。三国魏嵇康的《幽愤诗》,唐代韩愈的《元和圣德诗》、柳宗元的《平淮夷雅》,虽曾被誉为“词严气伟,非后人所及”,但比起《诗经》中的珍品,诗味悬殊。从总体上说,自《诗经》以后,四言诗并没有太大发展。到了南朝(梁)时,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横空出世,是我国早期的蒙学课本。隋唐以来,《千字文》大为流行,背诵《千字文》被视为识字教育的捷径。其内容又涉及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所选千字,又大都是常用字,便于识读,因此流传甚广。明清以来,一些学者称《千字文》为以有限文字而能条理贯穿的“绝妙文章”,四言诗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五言诗兴于西汉,成熟于东汉,其中以《古诗十九首》为成熟标志。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我国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诞生于此,是中国五言长诗的代表。之后五言古体各朝代都盛行,特别到了唐代,格律诗兴起,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加入五言诗大军,和五言古体一起,成为中国诗歌最主流的诗体之一。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建安时期孔融的三首六言诗。但在此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两汉诗歌以五言和杂言为主,六言句虽较常见,但多是散句。与《楚辞》不同的是,汉乐府中的六言散句多是实词,“兮”、“之”、“其”、“乎”等虚词已较少见,这一变化是六言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东汉文人的抒情小赋有很多整齐的六言句。如果独立出来,就是颇为严整的六言诗。如:张衡的《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远逝,与世事乎长辞。”从《诗经》中偶尔可见的六言散句,到《楚辞》中六言连句的频繁出现,再到两汉乐府较少使用虚词的六言句,东汉文人抒情小赋中出现的六字句段落,直至建安时期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可以清楚地看出六言诗发展演变的轨迹。

七言诗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是曹丕的《燕歌行》,唐以后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七言格诗则普及开来,成为最普及的诗歌体裁。

中国最早的一首诗一般认为是《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它最早记载于《吴越春秋·卷第九勾践阴谋外传·勾践十三年》——

于是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

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

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

越王曰:“孝子弹者柰何?”

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谓也。……

清代著名学者苏州人沈德潜慧眼独具,将这首古老的民歌作为上古时期的优秀诗歌,收入了他所编著的《古诗源》中,并题名为《弹歌》,从此,这首八字的《弹歌》才得以广泛流传并引起学界的注意。刘勰《文心雕龙》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曰:“《断竹》黄歌乃二言之始。”这里的“黄”即“黄帝”,也就是说这首《弹歌》是黄帝时期的歌,据现在已五六千年了。这首歌诞生于何处,古籍没有记载。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家港民俗学家虞永良务农时看到二三十个农民分列两旁,把一只水泥船从一条河拖到另一条河,并合力唱着:“杭唷,斫竹,嗬哟嗨!杭唷,削竹,嗬哟嗨!杭唷,飞土,嗬哟嗨!杭唷,逐肉,嗬哟嗨!”这喊出的劳动号子叫《斫竹歌》,它与《弹歌》意思完全一样,只是换了两个字,后来专家认为这就是《弹歌》的原型,从而证明中国最早的这首《弹歌》诞生于苏州张家港。

文学的河流滚滚向前,后来诞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经》掀起了中国诗歌也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再后来诞生于长江流域的《楚辞》则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从此这两条文学长河浩浩荡荡流到今天。

中国古典诗词文体分类之细、文体之多、规范之严,举世罕见。

宏观地分,中国古典诗歌包括诗、词、散曲。诗又分古体诗、近体诗(格律诗)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格诗。

古体诗又有歌、行、吟等几种载体,如《长恨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琵琶行》、《兵车行》《丽人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等。从韵律上讲,有的规范押韵,如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有的不规范押韵,如李白的《蜀道难》;押韵又有句句押韵,如我国第一首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有隔句押韵,如曹操的《短歌行》);有的换韵,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的不换韵,如岑参《送祁乐归河东》全押一东韵。从句式上讲,有杂言,如杜甫的《兵车行》;有整言,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

格律诗又分律诗、绝句和排律;律诗有五律、七律;绝句有五绝、七绝;排律有五言排律,有七言排律。排律是律诗的延长,其格律要求和律诗一样,即除了首联和尾联外,中间无论多少联都必须对仗。

格诗是介于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的一种诗体,从整篇的体式看属于古体诗,而从句联的体式看则属于近体诗,如高适的《燕歌行》属于歌行体,它四句一换韵,有平韵,也有仄韵,但单独拉出四句则是一首比较规范的绝句。

词和曲因词牌和曲牌的不同而分出好几百种,甚至每一个词牌和曲牌还有正格和变格的不同,那类型就更多了。

古诗词中的这些文体及各自的规范要求,构成了极其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学的特色,是需要后人继承并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增强我们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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