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讲义稿出版。在这部讲义稿中，胡适指出“诗到南宋，方才把北宋诗‘做诗如说话’的趋势，完全表现出来。故南宋的诗可以算是白话诗的中兴。”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除尤袤因诗作保留下来的很少存而不论之外，陆游、范成大、杨万里都被胡适直接称作了白话诗人。从诗歌的风格和诗学理念上来看，最符合这一称谓的，则非杨万里莫属。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在当时和后世以诗文著称，然而《宋史》将他列入《儒林传》。绍兴三十年（1160），杨万里调任永州零陵县（今湖南零陵县）丞，以弟子礼谒见贬谪至此的张浚，“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宋史·杨万里传》）。杨万里的“诚斋”之号由此而来，也因此，后世多以理学家视之。《宋元学案》干脆将杨万里列为程颐的三传弟子。然而在经学和理学上，杨万里并未有太多发明，其主要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乃至自成“诚斋体”，在当时即享誉诗坛，陆游曾说“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项安世也说：“诚斋四海一先生，诗满江湖以字行”（《送杨主簿》）。相反，作为理学巨擘的朱熹则对杨万里专力为诗的做法颇不以为然。《朱子语类》中就记录朱熹有评论云：“不知穷年穷月做得那诗要作何用？江西之诗，自山谷一变至杨廷秀，又再变，遂至于此。”朱熹还认为“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朱熹把专力为诗看作是对为学和涵养心性的妨碍，而杨万里在某种意义上则似乎把作诗当作了理学的实践。
杨万里在其《论诗》一文中说：“《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圣人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善、不善，此《诗》之所以作也。故《诗》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他认为《诗经》是利用舆论引导天下去恶向善的重要工具，写作诗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约束人心、矫正天下、复归于善。这种观念其实就是对孔子所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发挥。杨万里专力创作并树立起一种崭新的诗歌范式。
宋代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卷三中有“活处观理”一条：
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
此一条虽是泛论，却体现了宋代学者于活生生的自然万物中寻求天理与人心之灵犀一点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完全可以作为杨万里诗歌的绝佳注脚。“见乎表者作乎里，形于事者发于心。其外寂然，其中森然”（杨万里《庸言》），自然的变化与万物的生命中，天理流淌，对于杨万里来说，诗歌是“抓拍”自然万物真相的手段，然而如何取景、如何剪裁，无不体现出自然万物与人之理性的紧密关联，通过诗歌去感悟那一刹那所蕴含或推衍出的天理则无异于“道问学”的实践。“诚斋体”的特色与趣味也正在于此。请看下面这四首诗：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桂源铺》）
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流到溪前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宿灵鹫禅寺》二首其二）
岭下看山似伏涛，见人上岭旋争豪。一登一陟一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四首其二）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其五）
前两首均以山中水声开头，然而一首写溪水，落笔在其形，展现出难以遏制的生命活力和昂扬的精神；而另一首写泉水，依然落笔在其声，表现的则是乡愿的虚伪面貌。后两首写山行，一首上山写山与人争胜，一首下山写山与人调笑，但总之是人败给了山。这四首诗，写声音、写动作，读者如耳闻亲见，因此钱锺书先生说“诚斋善写生”“如摄影之快镜”（《谈艺录》）。除此之外，四首诗就眼前景物写起，或诙谐、或慷慨、或讥讽，用拟人的手法，几乎毫无障碍地将自然之景过渡到人间百味。
在句法上，杨万里没有采用传统“文言”诗歌中以名词为主要结构的方法，转而以动词作为主要支撑点，这种句法使得“诚斋体”如同一部“停格动画”，它带给读者的是时间维度上的纵深感和一种具有戏剧性的情感体验，相比于传统“文言”诗歌工稳的留白句法，杨万里的诗歌显得更具生活气息与活力，也更加吸引读者去探索其情节演进的结果。除此之外，杨万里大量运用“白话”词汇，在格律的框架内，寻求更具效果和更加生动的表达方式。以上四首诗中，作“观看”意的“看”字是六朝之后产生的俗语词，“喜欢”“前头”“围子”是六朝或者唐以后才出现的俗语词，“拦得”“到得”“做得”“赚得”等放在动词后面做助词的“得”字句也是唐以后产生的俗语。除此以外，杨万里诗中运用俗语词的比比皆是，比如“诗僧遮莫更禅僧”“侬今去处渠知么”（《送乡僧德璘二首》）、“问路无多子”（《晨炊皂径》）、“若问山僧作么生”（《送曾无逸入为掌故》）等等。
杨万里曾经说：“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曾经前辈取镕，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答卢谊伯书》）。杨万里往往采用前人已经在诗歌中使用过的、经过时间淘洗后的俗语词入诗。这一做法，避免了流行语汇对于诗歌的个性表达所造成的伤害，也保持了诗歌与庸常的应有距离，隐然有梳理并继承“白话”传统之意。
据杨万里在《诚斋荆溪集序》中自述，其诗初学“江西诗派”诸人，后学陈师道五律，后又转学王安石七绝，后又学晚唐绝句，到淳熙五年（1178），杨万里忽然彻悟，辞谢众人，“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作诗“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杨万里还在《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中说：“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显然，杨万里试图摆脱江西诗派乃至晚唐诗人的影响，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其难以推脱友人之请为作《江西宗派诗序》，又作《江西续派二曾居士诗集序》，后来刘克庄在《茶山诚斋诗选序》中干脆要把杨万里补入江西诗派当中。
杨万里平生不喜佛教，他曾说“予不知佛书，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书耳”（《石泉寺经藏记》）。然而郭绍虞先生就曾经指出杨万里论诗“颇带禅味”，如：
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读唐人及半山诗》）
要知诗客参江西，政是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
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秪等闲。（《答徐子材谈绝句》）
如此看来，杨万里对于禅宗相当熟悉，他在诗中所用的“无多子”、“作么生”等俗语词也多见于禅宗语录。葛天民曾说：“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生机语熟却不排，近代独有杨诚斋。才高万古付公论，风月四时输好怀。知公别具顶门窍，参得彻兮吟得到。赵州禅在口皮边，渊明诗写胸中妙”（《寄杨诚斋》）。葛氏所论颇得“诚斋体”之三昧。“语熟”正是“白话”之意，“生机”则是其“活处观理”，“不排”则是其句法之巧妙周到。“风月”句与“渊明”句则指其善于捕捉自然万物之真相，“赵州禅”句因杨万里有“句法天难秘，工夫子但加。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和李天麟二首》）诗，诗用赵州从谂“庭前柏树子”公案和灵云志勤见桃花悟道之典故，“赵州禅”各种参禅话头如“吃茶去”、“洗钵盂去”等脍炙人口且极具生活气息，也非常符合杨万里诗歌中从生活琐事见天理流行之趣味。
总而言之，杨万里的“诚斋体”，其所受影响不仅来自其所服膺的理学观念，同时还受到江西诗派理念的影响，也受到禅宗法门的潜移默化。杨万里是“白话”诗歌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其“白话”的资源，来自唐宋诗歌与禅宗语录以及当时的语法习惯。杨万里大胆尝试以动词为主要支撑点的句法，令那些经过熔炼淘洗的俗语词与句法紧密配合，用最接近口语的方式完成了古典诗歌的表达。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7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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